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利用当时工业社会提供的物质技术基础，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力量动员、工业动员和政治动员，展示了工业时代战争动员的初期形态。普鲁士在进行统一战争中，先后借鉴法、美两国的战争动员经验，在动员活动中充分发挥铁路和电报的作用，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动员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方式方法，并且在创建总参谋部的同时，首创了动员计划制度和以现役军人为骨干、预备役人员为基础的后备军制度。随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普军创造的动员制度开始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对战争动员在近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俄战争中的战争动员，反映出帝国主义时代战争动员的战略性、总体性和复杂性，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对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进行的战争动员准备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主要参战国依靠大量储备的后备力量和战时大规模征兵，将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军队装备有坦克、潜艇、飞机、高射炮、毒气弹等新式武器。战争中人员的伤亡和物资的消耗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迫使各国在战争中期进行大规模的军工生产动员。规模巨大的军工生产动员，导致社会资源的大量集中，要求各国进行全国总动员，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全面转入战争轨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动员，适应了工业时代战争目的、手段和力量的总体性，产生了新的战争动员形态――大规模全面战争动员。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各国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动员思想。诸如英国B.H.利德尔・哈特在《大战略》中提出的动员思想，德国E.鲁登道夫关于“总体战”的思想，意大利G·杜黑关于动用空中力量打击敌方战争潜力和动员活动的“反动员”思想，苏联B·M·沙波什尼科夫关于“动员是战争的序幕”的思想，美国D.麦克阿瑟关于“举国迎敌”的思想，以及英国官方提出的消耗战思想。这些思想直接影响各国的战争动员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参战的国家和兵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多，交战空间更大，时间更长，并使用了火箭炮和导弹等先进武器，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还使用了原子弹，出现了闪击作战、立体作战、战略轰炸等新的作战样式，动员在规模和方式方法上又有新的发展。德国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首次将大规模武装力量动员提前到战前秘密完成。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动员兵力近970万人，生产飞机6.24万架、舰艇105万吨、坦克3685辆、火炮1.95万门等。英国、苏联、美国在战争初期不利的情况下，依靠有利的地理条件、雄厚的战争潜力和相互支持，对国内和国际的力量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巨大的战争优势逐步显现出来，最终改变了双方战争力量的对比。中国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国共合作形成的政治力量，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总动员，成为形成持久抗战的战略局面和赢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极大丰富了动员的实践和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确立了适应大规模全面战争需要的动员制度。美、苏两国根据冷战的需要，使动员长期保持临战状态。核战争理论的出现，曾一度影响战争动员的正常发展。冷战期间发生的越南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多场局部战争，推动了战争动员的进一步发展。冷战结束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为适应局部战争的需要，对大规模全面战争动员体制进行调整，逐步建立了以常备力量为主、能够对各种规模的战争和军事威胁作出灵活反应的动员基础和动员机制。美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动员活动表明，美国已逐步放弃了以工业动员能力为战略基点的传统军事思维，转而依靠规模较小，但战备程度较高、技术更为密集、打击力更强、能够实现远程快速动员部署的“应急力量”，通过动员迅速形成压倒性的“决定力量”，实施“快速决定性作战”。与此同时，更加注重政治动员、科技动员和信息动员。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动员民用高新技术产业的力量，承担装备技术改造和保障任务，大量征用包括民用卫星在内的多种民用信息资源，投入信息对抗和信息保障，加强了对大众传媒特别是对电视媒介的控制和利用，使其在国内外舆论上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这一切，都成为美国迅速取得伊拉克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历次革命战争中，在毛泽东关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实行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方针，成功地实施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动员，为壮大人民军队，发展人民武装，壮大革命力量，最终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战争动员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开始前，就重视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建立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大力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发展人民军队、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动员措施。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大力发展群众武装组织，广泛建立赤卫队、少先队，动员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采取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到主力红军的逐步升级办法，不断扩大红军；紧紧依靠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协助革命政权筹措战费、给养，引导群众发展经济，支持革命战争。1932年7月7日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成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负责领导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等方面的动员事宜；1933年4月，设立国民经济委员部，专管经济动员。这些措施，保障了军队对兵员、武器装备和军需给养的需要。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动员。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和社会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全面抗战的总动员局面。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健全动员委员会，颁发和完善动员条例等法规，大力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加强了对动员的领导。1941年，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群众武装组织“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使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合斗争的需要。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全体党政军民，利用作战、训练和工作间隙开展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地方军只有11万多人，到1945年发展到约132万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动员的范围、规模更大，解放区几乎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战争。为适应战争发展的新形势，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和党政部门，都设立武装委员会、支前委员会，加强了对动员工作的领导。通过土地改革和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动员俘虏兵自愿参加人民军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民兵组织，配合军队作战。
到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到530万人，民兵发展到550万人。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大力发展军工生产，组织军工企业、民用工厂生产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组织解放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保障前线对各种物资的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和民间车辆等支援前线，如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动员支前民兵、民工880万人，担架36万副，大车、小车139万辆，粮食6.9亿千克，有力地保障了军队作战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历次边境自卫反击（还击）战中，都进行过不同规模的局部动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掀起了积极支援战争、踊跃参军参战的热潮，全国207万民兵、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还动员了大批汽车司机、铁路员工和医务、通信人员担负战争勤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引起军队组织编制、作战样式和战争形态的变革，信息化局部战争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对战争动员未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趋于缓和，世界各主要国家不失时机地调整国防发展战略，压缩国防建设规模，减少常备军数量。与此同时，为能够应对信息化局部战争及其他安全威胁，许多国家更加重视战争动员，视战争动员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一个战略基点，坚持走寓军于民的道路，加强战争动员体制及各项基础建设，需要时通过动员使国防力量得到迅速增强，以此应对各类安全危机。
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给战争动员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在国际安全形势和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双重推动下，战争动员体制将向信息化战争转变。动员准备的重点将转向技术密集、战备程度高、反应速度快的骨干力量；将充分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进一步提高对动员活动的控制能力，有效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障碍，增强对作战保障的即时性和有效性；将进一步开发它的危机管理功能，将其更多地用于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平战结合、平战两用的特点将更加突出。在中国，战争动员体制的转型包括从大规模全面战争动员向信息化局部战争动员的转变，由单纯应对传统安全向统筹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转变，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有删改）
编辑：马雪莹
初审：马雪莹
复审：陈鹏伟
终审：刘富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